本文翻译自安立甘北美教会（the Anglican Church in America）圣司提反堂所发布的文章。点击阅读原文。图片为译者所配。
1、圣奥古斯丁到底作了什么？
人们常常声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不是真的——至少在过去15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不是真的。历史通常是由历史学家写的，而这无疑是一种混合的祝福。问题是，更多的时候，历史学家有一个前设：一个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理论的主张。这自然会歪曲他们向世界展示的画面。历史远不是对过去事件的冷静评估，而是经常带有浓厚的党派主义、论战和宣传色彩。
令人遗憾的是，这在教会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这也不足为奇。各个教派竞相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真理的唯一保存者，这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激烈的党派之争。在英格兰教会的历史上，党派主义非常严重地歪曲历史真相。今天研究英国教会历史的学生不仅被罗马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宣传员和辩护士们打压，而且还被不同礼仪和神学信仰的英国圣公会成员打压。
因此，在20世纪的这一时刻，人们似乎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所知道的英国教会是由于圣奥古斯丁在公元597年到肯特郡传教而产生的。事实上，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朗西牧师（The Most Rev. Robert Runcie）不久前在访问梵蒂冈时对这一理论表示了敬意。
实际上，奥古斯丁并没有建立英国教会。事实上，当他到达肯特郡——英格兰南部一个不起眼的撒克逊王国时，那里几乎是不列颠群岛中唯一一个几乎完全是异教徒的地方。我说几乎完全是因为肯特郡有一个教会的存在：来自高卢（现在的法国）的司铎和修士，他们为来自高卢的基督教公主贝塔女王服务，她是肯特郡国王的妃子。不列颠群岛的西部和北部，就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完全是基督教。在英国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个广泛的基督教传教网络。
奥古斯丁发现，这个任务远远没有使英国皈依基督教，而是由一个如今很少听到的教会完成的。它就是英国本土教会——通常被称为凯尔特人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英国教会。
因此，宣称圣奥古斯丁是英国的教长是很空洞的。英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教——卡里昂大主教，他是威尔士的主保圣人——大卫的继承人，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约20年就已经去世。不列颠群岛还拥有120位主教和数以千计的司铎，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修士和修女。
很难知道奥古斯丁会如何看待现代历史学家为他提出的主张。当然，他试图维护教宗大格利高里的权威，但是，他的努力实际上并不是很成功的。
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罗马人还没宣布教皇是“基督再地上的代理人”。事实上，直到一百多年后，我们才发现类似宣称的教皇，他断言（有一些尝试性质）他是“圣彼得再人间的代表”。这位教皇是格利高里二世。这个说法再圣波尼法斯（St. Boniface）在主后722念被祝圣为主教的誓词之中找到。基于这一主张的要求，实际上被英国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拒绝，从那时候起一直到宗教改革。
教皇为其成为英国教会的权威要求所能提出的最好的理论依据是，他在教会的主教之中历来占据了首席的地位（平等中的首席）。这一主张——在东正教会的世界肯定会受到挑战——给他如此权威不过是主持大公会议的礼节性的权力。
教宗大格利高里差遣奥古斯丁去英格兰的方式也是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宣称有权力祝圣奥古斯丁为英国的主教。相反，他要求高卢的一位主教——他的教区距离英国最近——为奥古斯丁祝圣，以表示对他个人的帮助。
这位高卢主教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肯定与英国教会有联系。这意味着他一定很清楚，他没有权力进行这样的祝圣仪式。无论如何，他让奥古斯丁犹豫了很久才最终——显然是相当不情愿地——接受了格利高里的恳求。
此外，直到奥古斯丁成功地在肯特郡的法庭上站稳脚跟，格利高里才真正给他送去了大主教的祭披（pallium），确立教区，指定他为 “罗马的人”，并暗示肯特郡（不是英格兰；因为肯特郡在当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 “罗马的领域”。然而，格利高里也一定充分意识到，他在这方面的主张显然是不可靠的。
英国教会与罗马的关系与东正教会的关系一样，而且一直都是如此。事实上，罗马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2、亚利马太的圣约瑟
自最早的记录以来，英国教会就宣称她是来自我们的主的叔叔，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后建立的。
在1409年法国和西班牙出于政治目的对其提出质疑之前，这一点从未受到过争议。然而英国教会的古老性是得到了五个教皇主持之会议得到确认：1409年比萨会议（the Council of Pisa）、1417年的康斯坦茨会议（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418年森斯会议（the Council of Sens）、1424年锡耶纳会议（the Council of Sienna）、1434年巴塞尔会议（the Council of Basle）。这五个会议裁定英国教会是外邦人世界之中最古老的教会——尽管对于教皇来说，宣称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强大有影响力的国家之教会是最古老的教会是在政治上最有利的选择。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支持英国教会古老性质的文件证据一定是压倒性的。
比较可悲的是，大部分证据已经被我们遗失，它们是在亨利八世解散隐修院的过程以及在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被毁，这些文件被用来制作子弹。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证据遗留：古代威尔士的年谱、早期教会教父的著作、早期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的发现和口传历史。这些都让人们相信，英国教会是由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在之后36年至39年之间建立的，即在主复活之后不久。
现存最早的英国教会历史记录，是在很久之后才编撰的，吉尔达斯（Gildas）写于6世纪，兰达夫的梅尔格温（Maelgwyn of Llandaff）也是如此，他也被称为Melchinus，圣大卫的叔叔。
然而，从这些早期学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写的是真正的历史，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常古老的文献资料。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梅尔格温只是引用了一个更早的梅尔格温，被称为阿瓦隆（或格拉斯顿伯里）的梅尔格温，他在第一世纪生活和工作。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通过所谓的“口述历史”来重建英国教会的大部分早期历史。这是从神话和传说中精心筛选出来的历史记录，至少在早期，这些神话和传说是由文盲们口口相传的。众所周知，在没有阅读和写作的社会中，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将历史传给许多世代。因此，口述历史已被证明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工具，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
以恰当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些“口述历史”，它可以为学者们提供一个没有一手文献的历史事件之准确画面。
口述历史为以下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英国教会是由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建立的，他在罗马人入侵英国前不久从本丢·彼拉多那里求得了基督的圣尸。关于圣约瑟出现在英国的传说是非常古老的起源。
值得询问的一点：为什么圣约瑟会来到英国？教会的一些早期教父记录说，圣约瑟与其他主要的基督徒一起遭受迫害，被迫逃离圣地。根据传说或口述历史：他逃到了英国，因为他是一个金属商人，经常访问不列颠群岛，对其非常了解。逃到英国是有道理的。在他应该到达的时候——大约公元37年——英国还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罗马军队直到公元45年才入侵英格兰。而凯尔特人直到公元52年才被征服，当时他们的军事领袖卡拉多克（或塔西佗称他为卡拉塔库斯），西鲁里亚部族的王储，被背叛并被俘。
威尔士的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整个英国迅速传播的原因是：当地的德鲁伊宗教崇拜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个人被称为 “Yesu”。此外，德鲁伊教的教义与《圣经》中的教义相呼应，其中包括人对上帝的责任高于对公民当局的责任。声称德鲁伊教是等待基督降临的基督教，可能有点儿胡思乱想。但有趣的是，罗马人通常对外国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在帝国时期，只有两种宗教信仰被正式打压：德鲁伊教和基督教。
这其中有多少是可以被科学证实的？不是很多。然而，在格拉斯顿伯里挖掘出了一座小型瓦砾教堂的遗迹，据说圣约瑟曾在此定居。据称，考古学证据将其追溯到公元42年罗马入侵前不久的时间。此外，还在威尔士卡莱恩的罗马堡垒中发现了基督教符号，该堡垒被认为在第一世纪末被摧毁。
可以记录的是，许多早期的教会教父都留下了文字，证实了基督教很早就来到了英国。他们包括公元96年，罗马第三任主教圣革利免；公元180年，里昂主教圣爱任纽；公元192年，迦太基的特图良；公元240年，安提阿的奥利；公元300年，提尔主教多罗特；公元320年，凯撒利亚的尤优西比乌。
如今，异端似乎被认为比正统派更值得信赖，所以这里有异端之撒伯流——公元220年被教宗卡利克斯图斯（Callixtus）绝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第一个宣布基督教为其宗教，并以基督的名字自称基督徒的国家是英国。”
3、英国基督徒美女虏获罗马人之心
人们对建立英国教会的犹太流亡者的最早的皈依者知道多少呢？19世纪的摩根司铎（The Rev. R. W. Morgan）等人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当中有英国王子卡拉多克（Caradoc）的近亲，而卡拉多克曾经与罗马的入侵者进行艰苦的七年多的游击战。
卡拉多克是志留人（译者注：古代英国南部的居民）的王储，根据威尔士年鉴，第一批的皈依者，包括他的女儿格拉迪斯（克劳迪雅）和尤金（Eurgain）；他的儿子莱纳斯（译者注：Linus，此词汇和合本圣经翻译为利奴）；以及他的妹妹格拉迪斯。
摩根和他的追随者们引用威尔士年鉴中的记载，认为卡拉多克和他的父亲布兰（Bran，在威尔士被称呼为真福布兰）在主后52年被罗马人俘虏之后，在罗马皈依了基督教。他们还断言，格拉迪斯嫁给了鲁弗斯·普登斯（Rufus Pudens）——罗马元老院的成员以及征服英格兰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并且让他皈依了基督教。
我们从当代罗马的资料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卡拉多克之女儿格拉迪斯的信息。她是一位名人——来自神秘岛国的异国贵族美人。文献记录显示，结婚后，她的名字被拉丁化为克劳迪娅·普登蒂娅（Claudia Pudentia）。她成为罗马时尚社会的领军人物。诗人马蒂亚尔（Martial）曾写诗赞美她的美貌。
圣保罗在罗马书16:13提及一个鲁孚（Rufus），“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孚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摩根认为，这个鲁孚，实际上就是鲁弗斯·普登斯。有些学者认为鲁孚是圣保罗同父异母的兄弟。圣保罗在同一章的第11节问候了另外一位亲戚。
摩根认为，圣保罗在殉道前被软弱期间，与鲁弗斯·普登斯和英国的王室成员一起生活，可能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之中，问候他们的事实，这可能是保罗写给他年轻弟子的最后一封书信：
提摩太后树4:21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Pudens）、利奴（罗马第一任主教）、革老底亚（克劳迪娅），和众弟兄都问你安（Do thy diligence to come before winter. Eubulus greeteth thee, and Pudens, and Linus, and Claudia, and all the brethren.）。
这或许有一些讽刺，但是，摩根等人如果是正确的话，卡拉多克的儿子利奴就是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的主教利奴，那么，第一任的教宗居然是圣公会信徒吗？
从圣保罗被处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可以找到保罗与普登斯（Pudens）家族关系密切的间接证据。据说，圣保罗最初是被葬在普登斯（Pudens）家族在奥斯蒂亚大道（Via Ostiensis）。鲁弗斯·普登斯（Rufus Pudens）与克劳迪娅的孩子们与他葬在一起，他们都已经殉道。
除此之外，卡拉多克的房子还有一段奇怪的历史： 被囚禁在罗马期间，卡拉多克和他的亲戚们住在他的家族在罗马拥有了近一个世纪的住宅里。凯撒大帝入侵不列颠失败后不久，这座宅邸作为使馆被收购。这座位于圣山（Mons Sacer，罗马的一座小山）上的宅邸被称为不列颠宫（Palatium Britannicum）。后来，它改名为 Titulus，再后来又改名为 Hospitum Apostolorum。今天，这里是圣普登斯教堂——纪念克劳迪娅和鲁弗斯-普登斯的女儿殉道的教堂。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卡拉多克的另一个女儿圣尤金（St. Eurgain）又是什么情况呢？传说——可以说是口述历史——告诉我们，她是早祷和晚祷之母。据说她最终回到了英国，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主要是在威尔士。每座教堂和修道院都按照错开的时间表运作，以便在每天的 24 小时内不断唱诵日课，从而使 “世人对上帝的赞美永不停息”。（将威尔士的传统合唱音乐与希腊和斯拉夫的合唱礼仪进行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其相似性是惊人的）。
回到猜测较少的领域，据记载，两位英国主教参加了公元 314 年的阿尔勒会议（the Council of Arles），据信英国教会也派代表参加了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但缺乏文献证明。同样重要的是，在公元 4 世纪，英国出生的皇帝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为官方宗教，并为其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铺平了道路。（君士坦丁的母亲圣海伦娜据说是英国人。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发现十架真木而被世人纪念）。
五世纪时，英国教会是思想和神学辩论的主要中心。事实上，一个重大的异端之名字就是以一个英国的修士——伯拉纠——命名的。伯拉纠认为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劳来拯救自己。
事实上，一个名叫的英国修道士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一个重大异端。佩拉纠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当然，这就是把我们带到了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来到这个全是异教徒的岛屿之前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学者们对英国教会的运作方式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圣帕特里克忏悔录》显示，当时的礼拜仪式是用本地话（vernacular）进行的。到了晚年，帕特里克抱怨说，他的母语拉丁语已经被多年来使用的野蛮的爱尔兰语毁掉了。他的《忏悔录》——也许说成是他的自传更合适——表明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的拉丁语的确糟糕透顶。
至少部分使用本地话进行礼仪的做法似乎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当时在教区弥撒中经常使用本地语言宣读书信和福音。顺便说一句，克兰麦在 1549 年《公祷书》获得批准之前，作为临时措施重新采用了这一古老的做法。
4、男修道院院长、女修道院院长和男女混居的修道院
随着东方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教会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下，节节败退，在英格兰的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以及爱尔兰巩固下。在那里，教会因着一系列蛮族人的入侵、洗劫、掠夺而摧毁了与罗马的联系，而是与耶路撒冷、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保持联系。
考古学发现，在这一时期内，英国人与世界这些地区的贸易十分繁荣。在传统上，英国主教（例如圣大卫）不是由罗马主教祝圣，而是由耶路撒冷的牧首祝圣。
英国教会从西部的据点出发，不仅仅使按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皈依，也使欧洲大陆的居民皈依。正是凯尔特教会——不是罗马教会——将福音传遍了从阿尔卑斯山到斯堪的纳维亚。例如被称呼为“德意志的使徒”的萨克森修道士圣波尼法爵（St. Boniface）于7世纪抵达那地方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庞大而切繁荣的凯尔特教会，其势力范围从勃艮第一直延伸到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一直到意大利的边境。
我想补充的是，圣波尼法爵赢得“使徒”的称号，与其说是靠着改变异教徒的功劳，不如说是靠着代表教皇与世俗当局达成政治交易，压制凯尔特教会。实际上，是凯尔特教会改变了异教徒的信仰。凯尔特教会给皈依基督的人们留下深刻的烙印。这种说法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例如，宗教改革在曾凯尔特教会地区兴起，并且扎根，这难道完全是巧合吗？7、8世纪英国神学家阐述教义与16世纪比较温和的英国改革者阐述的教义之间存着明确的相似之处。
这似乎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很丰富的领域，了解一下最近是否有关于这一主题的博士论文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对英国教会的运转模式有很多的了解。她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是以一些大修道院为中心。这些修道院派出教士和教区司铎。英国教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士，不是主教，而是修道院的院长，有时也可能是女修道院的院长，例如可敬的希尔达（Hilda）院长，于664年她在自己的修道院之中，主持了惠特比（Whitby）地方大公会议。
修道院院长兼任主教的情况比较少见。例如，苏格兰的使徒哥伦布曾是修道院院长，但从未担任过主教。不列颠的使徒艾登（St .Aidan，林迪斯芳Lindisfarne，公元 635 年）长期担任主教，但不是院长。主教住在修道院中，受修道院院长的管辖。像艾登一样，他们经常被派去传教。
英国的修道院与罗马和希腊的修道院有很大不同。修道院中既有修士，也有修女的情况并不罕见。还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已婚夫妇也是一些宗教团体的组成部分。例如，惠特比的圣希尔达大修道院有两座巨大的宿舍，一座是修士宿舍，另一座是修女宿舍，而已婚夫妇似乎被安置在单独的房屋或小屋中。
与正统教会一样，教区的（secular）神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结婚的。这种习俗在英格兰一直延续到 13 世纪，而在威尔士则从未放弃。据记载，当英国改革者告诉威尔士的许多司铎他们现在可以结婚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从未放弃过这种习俗。
英国教会的男女修道院及其关于教士婚姻的政策，会被罗马党人士和反修道院的新教徒引用，作为英国教会腐败、教士放荡堕落的证据。令人困惑的是，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似乎对这些说法信以为真。
这种观点很难与英国教会的劳动成果相协调。一个腐败的教会和堕落的神职人员怎么会如此热衷于让异教徒皈依信仰？他们又怎么会在这一努力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功呢？
5、被誉为英国教宗的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
无论如何，从奥古斯丁的到来，到宗教改革，英国人从未停止过主张他们的教会独立于罗马教廷。他们通常尊重教皇，偶尔也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他们提出要求的话，教皇有时会礼貌地、有时则不那么礼貌地告诉他们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例如，7 世纪末，约克主教威尔弗雷德（Wilfred）请求教皇干预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Theodore）的争论。当此事提交到Witanagemot（撒克逊人的教会会议和政治会议的混合产物）面前时，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拒绝了教皇的裁决。
威坦会议（Witan）上说：”这个教皇是谁，他的法令是什么？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作为回答，他们烧毁了教皇的羊皮纸，并将威尔弗雷德关进了监狱，因为他竟敢试图将一个外人卷入一场国内争端。
公元 747 年，这一原则再次被重申，而且是同样尖锐的。有人在威坦会议上建议将棘手的问题提交罗马主教——作为 “平等首席权”（primus inter pares）。然而，威坦会议拒绝接受任何此类建议，并立即宣布只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辖。
1066 年，教皇企图支持征服者威廉夺取英国王位，从而希望威廉能将英国教会置于教皇的管辖之下。考虑到这一点，教皇几乎把威廉的努力当作十字军东征来祝福。然而，一旦英格兰被征服，威廉很快就知道了英国教会的独立地位——不仅是撒克逊主教，还有诺曼人，比如威廉自己的兄弟、巴约主教奥多。
“圣父，您的使节休伯特以您的名义，要求我宣誓效忠您和您的继承人……”，威廉写信给教皇：“我没有选择向您致敬，也没有选择这样做。我从未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我也没有发现我的前辈们曾向你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这并非是其自我膨胀。很显然是威廉认为的一项古老的权利。虽然他从未以英格兰国王的身份拒绝向教皇致敬，但作为诺曼底公爵，他显然非常乐意这样做。
教皇们自己似乎也很清楚英国教会要求独立的正当性。1098 年，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出席巴里会议时，教皇乌尔班二世大声疾呼：“安瑟伦，父亲和主人，你在哪里？”当安瑟伦被带到教皇身边的座位上时，乌尔班解释了给予这位英国大主教特殊荣誉的原因，他说： “我们确实把他列入了我们的‘œcumene’之中， 但他是另一个’œcumene’的教宗。”
œcumene一词是现代词汇economy的词根——在帝国和教会的意义上都可以理解为管辖权。因此，乌尔班的意思是，安瑟伦虽然与罗马共融，但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管辖区的元老。
尽管乌尔班二世如此坦率，英国教会还是不得不不断重申其独立性。12 世纪，埃克塞特（Exeter）主教瓦雷尔瓦斯特（Warelwast）被派往罗马，正式抗议教皇干涉英国事务。信中解释说，教皇很清楚“英国教会和王国的地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王国和教会，一直独立于教皇的管辖之外。”
6、大宪章（Magna Carta）规定教会独立
事实上，直到不得人心约翰国王将英格兰作为世俗封地割让给教皇，罗马才开始对英格兰教会有一些权威——但是，在1215年，英国教会和贵族一致迅速否认了这个要求。他们在构成英美宪法基本文件之中，宣称了英国以及英国教会的独立性。《大宪章》的第一章是这样规定的：
The Church of England shall be free and hold her rights entire and her liberties inviolate…… 根據本憲章，英國教會應予自由，其權利仍舊不動，其自由權不得侵犯。
此外，英国教会的独立性如此之重要，因此，在《大宪章》最后重申了这个权利。最后一条如此规定：
朕是以勅定並斷然論告，英國教會應予自由，英國人民應安然，泰然，全然享受欽賜之上述一切自由權，權利與特權，近及其身遠及後嗣，凡事凡地，永保有之。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声称，《大宪章》中的这些表述并不是主张独立于罗马，而是主张独立于王权。如果是这样的话，教皇当时肯定不这么认为。他将签署该文件的所有人——圣品人和贵族——逐出教会，因为他们不承认教皇的权威。
罗马公教的律师们会争辩说，约翰国王决定将英格兰领土割让给教皇作为封地——无论是否出于卑鄙的动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约翰是合法的英格兰国王。但是，约翰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受到质疑，毕竟他不是王位的直接继承人。然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认为约翰王对英格兰统治的合法性与此事关系不大，并非没有道理的。
英格兰的王位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职位。这与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是一致的。事实上，英国人民的代表也曾多次申明这一点。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都是选举产生的，一些诺曼人的国王也是经执政的国务委员会同意而接受的。在较近的历史上，议会曾在公元 1688 年威廉和玛丽登基以及 18 世纪汉诺威王朝登基时行使过这方面的特权。
13 世纪和 14 世纪，英国人通过颁布 mortmain 和 præmunire法律——将教皇侵犯英国教会和世俗特权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来重申他们独立于罗马。这些法律重申，所有被任命为英国教士的人都必须以国王和英国教会的名义，而不是以教皇的名义。法律还宣布，任何人向教皇法庭提出诉讼，都将自己置于英格兰法律的保护之外，并将其财产没收归国家所有。公元1420年——宗教改革的一百年前——教皇试图通过将所有英国圣品人员绝罚出教会，而来重申他对英格兰的管辖权。但他的逐出教会诏书在边境被英国政府没收并烧毁。事实上，教皇试图夺取英国教会权利的行动完全被忽视了。
7、宗教改革绝不是一场革命
公正地回顾过去的事件似乎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英国教会的历史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体，可追溯到使徒时代或至少是其后不久的教会创立时期。其次，英国教会的合法性绝不依赖于罗马教会。
在东正教断绝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后很长时间里，英国教会仍与罗马保持着共融关系，这是它的功劳——尽管罗马对英国教会的事务进行了不符合教规的非法干涉，但这种关系仍得以维持。我们还可以真诚地遗憾地说，是罗马而不是英国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断绝了这种关系。
英国的宗教改革正是一场改革，而非教会革命。英国教会收回了一直属于她的东西： 她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司法管辖区，有权回归纯正的使徒信仰——一种不受神学创新和外来传统束缚的信仰。
这并非空话。宗教改革确实恢复了英国教会原有的神学真理，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以埃尔弗里克大主教（Archbishop Ælfric）阐述的圣餐教义为例，他于 1005 年从威尔顿教区升至坎特伯雷。在武尔辛主教（Bishop Wulsin）被祝圣后不久，埃尔弗里克在写给他的一封博学的长信中，对圣餐礼奥秘的解释与《圣公会纲领》的第二十八条解释如出一辙。
埃尔弗里克以及当时的整个教会都支持安立甘教会对聖餐當中基督真實臨在的理解，这一点从他在另一封牧函中（以更简洁的形式）重复了他的解释这一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道：”圣餐的祭品不是我们救主为我们受苦的身体，也不是他为我们流的血，而是他属灵上的身体和血，就像从天而降的吗哪和从旷野岩石中流出的水一样。
这不是罗马教会变质说。它是英国宗教改革整整500年前的真实声音。我得补充一句，教皇可没胆量称埃尔弗里克为异端。其他人也没有。因为埃尔弗里克只是阐述了神圣的、大公的上帝教会的官方教义。
至于英国教会的国内政体，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一个英国人——无论是司铎还是位高权重的主教——承认罗马教会是英国教会的精神和世俗霸主。显然，有很多人都是承认的。
修士在篡夺在俗神职人员特权的斗争中也是如此。贵族在与君主、教会和同僚的斗争中也是如此。主教在与国王的争斗中也是如此。国王们向教皇屈膝致敬，以换取他的支持，从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位。当然，人类性格中一个特别令人痛苦的缺陷是，我们能够将任何背叛和虚假合理化，我们愿意抓住任何一根稻草，以推进个人野心。但是，那些向罗马屈膝的人这样做违反了英国教会法和英国普通法，直接违背了教会的历史和传统。
你看，历史并不支持罗马主义者或新教徒的论断。英格兰教会从来不是罗马的产物。它也不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产物。英国教会就是它一直宣称的样子： 它是独一、神圣、天主教和使徒教会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分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诚然，这是历史学家最擅长做的事情。
但这些重要吗？我认为有关系。毕竟，我们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教会的成员。重新找回方向感的最好办法就是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追寻我们的脚步。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让自己重回正轨的路标。这些路标既不是指向罗马，也不是指向德国，更不是指向日内瓦。我们的道路将引领我们直接回到独一无二的英国宗教改革祈祷书传统，然后是坎特伯雷（Canterbury）、约克（York）、温彻斯特（Winchester）、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惠特比（Whitby），还有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
这是一次明智的回溯之旅，因为只有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